众所周知，美国是创新大国。 波士顿（Boston），旧金山（San Francisco），圣荷西（San Jose），西雅图（Seattle），圣地亚哥（San Diego）是美国五大创新重镇。 从2005年至2017年，美国创新产业逾九成增长都源自这五大重镇，美国投身于创新产业，在此五大重镇工作的全国雇员占比也从2005年的17.6%增至22.8%。 这里所指的创新产业发展，主要是与科技（STEM）创新（当中涉及通讯科技，数据处理，软件研发，航天科技等领域）相关的研究与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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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与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却在2019年12月共同发表近百页报告THE CASE for GROWTH CENTERS-How to spread tech innovation across America，指美国创新产业发展聚集（agglomeration）于上述五大重镇并非好事，坏处至少有三：第一， 随外来人才涌入，这五大创新重镇已变得拥挤，其生活成本亦随之而上涨，当地居民生活压力有增无减;第二，美国国内发展不平等问题由此变得严重，「落后」州份愈加需要面对人才流失等社会问题，这既关乎公义（just iceice）问题，也有可能会演变成美国国内政治风暴;第三，在全球化趋势之下，美国创新产业发展若要持续发展，以色列的特拉维夫（Tel Aviv）乃至亚洲大城市都可成为新的替代发展基地，这对美国而言并非好事，原因是国家技术与人才会因而外流。
报告建议，美国政府不应再迷信市场能自动有效分配资源的神话，应更积极介入市场，主动孕育美国新的创新重镇。 报告以三大标准筛选美国国内创新重镇2.0选址，筛选标准分别为：第一，不考虑已发展成熟的既有大城市（例如华盛顿与纽约）;第二，仅考虑远离上述五大美国五大新重镇之州份;第三，潜在选址的人均科研经费，人才，专利数目表现。 美国威斯康辛州首府麦迪逊（Madison）被选为最具潜力的美国新创新重镇。
或者可以说，这份报告更值得参考之处，也许不在于其建议的美国创新重镇2.0 新选址名单。 报告主要探讨的问题，其实也是经济社会学（Economic Sociology）的恒常研究题目—创新重镇成形，究竟是各种因缘际会之下浑天而成的结果，还是政府自上而下积极干预与规划的产物？ 报告的研究文献回顾似乎倾向认为，创新重镇是在特定时空下的意外产物，且具自有永有特质，在他地不易被复制。 报告指出，创新重镇成形过程有两大特点：第一，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是这些重镇得以聚拢人才与资金的重要推因。 在社会科学学说之中，路径依赖理论强调制度变迁源起的偶然性。 上述五大创新重镇的源起与发展同样不乏偶然性—例如，全球首富比尔盖茨（Bill Gates）是西雅图人，在西雅图设立微软（Microsoft）总部，这继而成为推动西雅图创新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硅谷（Silicon Valley）的发展也受惠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接连不断的投资;第二，创新重镇能否成形，更取决于当地持续创新的能力而非当地经济成本。 当地要具有持续创新的能力，便需具备持续汇聚各种人才与资本的条件。 希望到硅谷工作的人，他们更在乎的也许不是个人经济收益，而是他们能否从中增加阅历，得到启发。 归根究底，报告论及的，其实是有关地方创生（place-making）的问题，这对展望香港前路也有启示。 2019年10月，香港初企MioTech联合创办人涂鉴彧在《日经》（Nikkei Asian Review）发表文章，谈他从美国硅谷到香港创业的故事。 对读他的文章与这份报告，大家也许会有更多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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