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文章談晚清時代中國各界精英如何寬容看待西學東來，其重點並不在於處理藍黃之爭的問題，而更在於引令各位讀者朋友思考何謂中國的問題。在新冷戰之際，這是應時問題。
清末民初KOL梁啟超曾著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於20世紀初，梁啟超辭任中國政府財政總長之職，退出政界，專研學問，這本著作其實是梁啟超於清華大學的授學講義。這本著作開首的一大重點，是指出中國國學文化思想並非鐵版一塊，在清初早有｢漢學｣與｢宋學｣之爭。於這場論爭背後，論者更重經世致用，學風從虛變實，儒學如此，即連佛門也是如此，禪宗漸受厭惡，有｢清教徒｣性質(梁啟超語)的淨宗乘勢而起。
在2009年，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刊刊登論文〈漢學的內在緊張：
清代思想史上「漢宋之爭」的一個新解釋〉，梳理這場｢漢學｣與｢宋學｣之爭。這場論爭基本上關於儒學的治學目標。一派學者力主回歸經學原典原意，重｢窮經｣，另一派學者則視學問為手段，進德修業為目標，對刻板｢窮經｣不無反意。
重｢窮經｣的代表人物之一，為戴震。他在乾隆時代受器重，是纂修《四庫全書》的重要人物。他反對論者自由詮釋經書要義，說：｢夫所謂理義，苟可以舍經而空憑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於經學 之云乎 哉！｣康熙時代的知識份子程廷祚則認為，拘泥於經書，不一定是治學良方，因為治學目標，終究是為進德。他說：｢宋人說經，以義理勝漢儒，而時有過當，至於指事徵實，尤多疏落。天生諸子以紹鄒魯之傳，若以經學方之漢人，謂之互有短長可也。｣
這場清初論爭，一直延至民初。後世學者嘗試以西方學術分類之法，化解這場論爭。例如中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之一顧頡剛年輕時在其筆記說：｢舊時士夫之學，動稱經史詞章，此其所謂統系乃經籍之統系，非科學 之統系也。惟其不明於科學之統系，故鄙視比較會合之事，以為淺人 之見，各守其家學之壁壘而不肯察事物之會通。夫學術者與天下共之， 不可以一國一家自私。凡以國與家標識其學者，止可謂之學史，不可 謂之學。執學史而以為學，則其心志囚拘於古書，古書不變，學亦不 進矣。……今既有科學之成法矣，則此後之學術應直接取材於事物， 豈猶有家學為之障乎？……是書之輯，意在止無謂之爭，舍主奴之見， 屏家學之習，使前人之所謂學皆成為學史，自今以後不復以學史之問 題為及身之問題，而一歸於科學｣。另一中國歷史學家﹑中國文化學奠基人柳詒徵亦說：｢諸君試思，吾人今日在學校中，各治數種科學，有治文字學者，有治 歷史學者，有治倫理學者，有治心理學者，或以一兼他，或互為主輔， 要之無礙於為學也。然而講漢學講宋學者，則不然，一若講漢學，即 不可講宋學，講宋學，即不可講漢學。入主出奴，互有軒輊，是亦不 可以已乎。……願諸君認此等學術，即是學校中之某種某種學程，不 必分別朝代，分別界限。余既說明此種學術之名詞，後亦不復講漢學 宋學之名詞矣。｣ 可以見到，何謂中國文化思想，從無一家之言，如何梳理中國國學之百家爭鳴，西學亦非無用武之地。在當下之際，重溫這場論戰，不無啟示。
文章由筆者呂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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