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文章谈晚清时代中国各界精英如何宽容看待西学东来，其重点并不在于处理蓝黄之争的问题，而更在于引令各位读者朋友思考何谓中国的问题。 在新冷战之际，这是应时问题。
清末民初KOL梁启超曾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于20世纪初，梁启超辞任中国政府财政总长之职，退出政界，专研学问，这本著作其实是梁启超于清华大学的授学讲义。 这本著作开首的一大重点，是指出中国国学文化思想并非铁版一块，在清初早有汉学与宋学之争。 于这场论争背后，论者更重经世致用，学风从虚变实，儒学如此，即连佛门也是如此，禅宗渐受厌恶，有「清教徒」性质（梁启超语）的净宗乘势而起。
在2009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学刊刊登论文〈汉学的内在紧张： 。
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一个新解释〉，梳理这场「汉学」与「宋学」之争。 这场论争基本上关于儒学的治学目标。 一派学者力主回归经学原典原意，重「穷经」，另一派学者则视学问为手段，进德修业为目标，对刻板「穷经」不无反意。
重穷经的代表人物之一，为戴震。 他在乾隆时代受器重，是纂修《四库全书》的重要人物。 他反对论者自由诠释经书要义，说：「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 」康熙时代的知识分子程廷祚则认为，拘泥于经书，不一定是治学良方，因为治学目标，终究是为进德。 他说：「宋人说经，以义理胜汉儒，而时有过当，至于指事征实，尤多疏落。 天生诸子以绍邹鲁之传，若以经学方之汉人，谓之互有短长可也。 」 。
这场清初。论争，一直延至民初。 后世学者尝试以西方学术分类之法，化解这场论争。 例如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顾颉刚年轻时在其笔记说：「旧时士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 之统系也。 惟其不明于科学之统系，故鄙视比较会合之事，以为浅人。 之见，各守其家学之壁垒而不肯察事物之会通。 夫学术者与天下共之， 不可以一国一家自私。 凡以国与家标识其学者，止可谓。之学史。，不可 谓之学。执学史。而以为学，则其心志囚。拘于古书，古书不变，学亦不。 进矣。……今既有科学之成法矣，则此后之学术应直接取材于事物， 岂犹有家学为之障乎？ …… 是书之辑，意在止无谓之争，舍主奴之见， 屏家学之习，使前人之所谓学皆成为学史，自今以后不复以学史之问。 题为及身之问题，而一归于科学。」。 另一中国历史学家，中国文化学奠基人柳诒征亦说：「诸君试思，吾人今日在学校中，各治数种科学，有治文字学者，有治。 历史学者，有治伦理学者，有治心理学者，或以一兼他，或互为主辅， 要之无碍于为学也。 然而讲汉学讲宋学者，则不然，一若讲汉学，即。 不可讲宋学，讲宋学，即不可讲汉学。 入主出奴，互有轩轾，是亦不。 可以已乎。……愿诸君认此等学术，即是学校中之某种某种学程。，不 必分别朝代，分别界限。 余既说明此种学术之名词，后亦不复讲汉学。 宋学之名词矣。｣ 可以见到，何谓中国文化思想，从无一家之言，如何梳理中国国学之百家争鸣，西学亦非无用武之地。 在当下之际，重温这场论战，不无启示。
文章由笔者吕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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