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一国两制受到前所未见的考验，加上自去年反修例引发的社会运动，香港移民潮再次掀起。西方各国纷纷酝酿调整移民政策以吸纳香港人才和资金。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已表示因应「国安法」，即将为约300万名港英年代持有英国国民海外(即BNO) 护照持有人提供免签证延长甚或居留工作权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亦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欢迎(Welcoming)香港人到美国。
事实上，自去年社会运动至今，港人对香港前途的信任度每况愈下。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2019年共有两万九千名香港居民移民离港，录得自2012年以来最大的居民外流。纵观历史，香港对上一次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是九十年代开始至回归前夕。当时移民的人认为1997年回归存在太多不确定因素，故靠移民作第二手准备。回归后的政局形势尚算稳定，一国两制大致上亦没有变形走样，不少港人或其子女海外毕业后选择回流香港工作生活。然而，是次移民潮的出现源于不少香港人对政治体制、司法独立、教育前景均失去信心，大多抱着一去不返的离开心态。面对日渐「赤化」的香港，市民由从前「抗拒移民外国做二等公民」，演变成「现在不移民，留在香港也要变作二等公民」。究竟这代人移民与上一代人移民背负的挑战和际遇又有什么不同呢？
从字面意思来看，「二等公民」用来歧视社会体系内的外来人口，即使他们拥有合法的居民地位，政府决策时往往不会以他们的利益作依归。加上生活文化不同，语言不通，内外夹击下，他们一般只能聚集在某种族社区，二等公民一词因此应运而生。时移世易，这一代人移民不再只为转换生活环境，继而把自己局限在小区内，反而更加着重如何把自身拥有的技术和国际视野融入当地社会，一展所长。在FinMonster早前撰写一篇有关营商民俗学的文章内曾提及过「文化智商」(Cultural Intelligence) 一说。这个概念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洪洵(Soon Ang)和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管理学教授范戴茵(Linn Van Dyne)共同提出。除了平常常用的「智商」(IQ)和「情绪智商」(EQ)外，CQ注重的是一个人对多元文化的理解，适应，沟通及协调能力。
毕竟移民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建立新的生活和社交圏子并不容易，不能单纯以旅游体验作移民的指标。九十后香港女生刘月丹（阿丹）两年前移居冰岛，旁人总羡慕她能欣赏极光之美，却不了解背后的辛酸。当你以为懂得英文能走遍天下时便太天真了，她说道定居在冰岛一定要懂冰岛文，否则难以有共同语言融入其中。移居巴黎的八十后香港女生阿乐同样，为了接香港杂志的freelance工作来赚取生活费，要苦练法文，四出邀请在巴黎居住的人做访问，英文、法文不停转换。可见，不论你是八十后或是九十后也好，文化智商都是需要的。单凭一技能或是移民的热诚都是不足够的，要真正融入当地才算是移民成功。社会学家利弗莫尔（David Livermore）也在《文化智商差异》一书便提出：「在现今这个无国界的世界里，预测成功最好的指标不是你的智商，也不是你的履历，甚至不是你的专业知识，而是你的CQ。
香港向来是中西汇集的地方，在全球化下香港人才亦一直与世界接轨，应对跨地域、跨文化的合作，甚至乎主动作出融合。最简单的例子便是近日的社会事件。除了动员本地香港人，更会转移至国际线，把议题带上其他国际讨论舞台，不再局限一小个空间。纵然移民至一个全新的领域，港人短期内或会被视为原有社会体系中的外来人，但港人近年展现的灵活和应变能力，加上自身的技术和创新为该社会体系需要和渴求，相信亦能互相通用，灵活发挥，融入当地。
长达一年的社会运动中，香港人多少看透了五十年不变，一国两制的褪色。除了积极寻求新的生活空间，亦开始进行各种全球化的资产配置来「走资避险」，以防成为中美关系趋于恶化的牺牲品。叶刘淑仪字字铿锵说道可以在资产冻结前变卖恐怕是过于天真，不太明白冻结的意思。香港不只面对「走资」问题也「走人」问题，渐渐浮现。这将留待下篇文章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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