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地方创生｣(place-making)。近年｢地方创生｣受热议， 2019年甚至被形容为｢台湾地方创生元年｣。按台湾光明顶创育智库创办人洪大伦的说法，｢地方创生｣意指两点：第一，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地方就业率；第二，改善地方创业生态环境，提高在地创业成功率。洪大伦认为，地方创业生态环境所需的条件，是MBEST—｢M代表资金，B代表商务发展，E代表育才，S代表空间，T代表科技。｣
在台湾之旁的日本，有关｢地方创生｣之论更受关注。 2014年夏天，日本前总务大臣增田宽也出版著作《地方消灭论》。这本书随后大卖，至同年年底销量已逾十一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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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消灭论》与上文所提的报告THE CASE for GROWTH CENTERS-How to spread tech innovation across America 一样，两者同样关心国家域内各地发展不平均的问题﹑同样倡议地方发展多中心化。 《地方消灭论》与报告的不同之处，是两者开出的药方各异—报告主张在新选址复制美国五大创新重镇的既有成功模式，《地方消灭论》则认为，边陲地区应善用自身特色以新形式实现｢地方创生｣目标。
《地方消灭论》的基本观点其实相当简单。增田宽也认为，日本过于侧重以东京为国家发展重心，故此倡议重振东京以外的地方发展。事实上，日本政府安倍内阁所推行的「地方创生」政策多少也能呼应《地方消灭论》的观点—「地方创生」政策目标，是解决人口过度集中于东京﹑地方经济面临发展困境的问题。
对香港而言，｢地方创生｣所衍生的讨论其实颇具启发意义。早于2012年，香港学者吕大乐便已开始探讨在后工业时代香港服务型经济活动过度集中于少数核心地区﹑社会人口居住与工作中心点之间距离逐渐增加的问题。如何增加香港边陲地区的就业机会﹑如何确保香港境内各区均衡发展，都是香港未来城市发展重要议题。香港或者能从日本｢地方创生｣经验学习。在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官民利用当地环境特点与资源，合力提高本土生活质素，希望借此减少在地人口流失。富良野市的｢地方创生｣政策至少有二：第一，推广在地农产品与饮食文化；第二，利用当地重农环境，试验新的养老与医疗模式。香港不乏农地，全港各个区议会应当如何相互合作，如何维护本土农产﹑增加农产销售甚至利用田野空间进行各种社会实验，如何以自下而上方式解决香港各类社会问题，是值得深思﹑大有可为之事。若能成事，那么，香港2019年区议会选举便会更具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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