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地方創生」(place-making)。近年「地方創生」受熱議, 2019年甚至被形容為「台灣地方創生元年」。按台灣光明頂創育智庫創辦人洪大倫的說法,「地方創生」意指兩點:第一,創造就業機會,提高地方就業率;第二,改善地方創業生態環境,提高在地創業成功率。洪大倫認為,地方創業生態環境所需的條件,是MBEST—「M代表資金,B代表商務發展,E代表育才,S代表空間,T代表科技。」
在台灣之旁的日本,有關「地方創生」之論更受關注。2014年夏天,日本前總務大臣增田寬也出版著作《地方消滅論》。這本書隨後大賣,至同年年底銷量已逾十一萬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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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消滅論》與上文所提的報告THE CASE for GROWTH CENTERS-How to spread tech innovation across America 一樣,兩者同樣關心國家域內各地發展不平均的問題﹑同樣倡議地方發展多中心化。《地方消滅論》與報告的不同之處,是兩者開出的藥方各異—報告主張在新選址複製美國五大創新重鎮的既有成功模式,《地方消滅論》則認為,邊陲地區應善用自身特色以新形式實現「地方創生」目標。
《地方消滅論》的基本觀點其實相當簡單。增田寬也認為,日本過於側重以東京為國家發展重心,故此倡議重振東京以外的地方發展。事實上,日本政府安倍內閣所推行的「地方創生」政策多少也能呼應《地方消滅論》的觀點—「地方創生」政策目標,是解決人口過度集中於東京﹑地方經濟面臨發展困境的問題。
對香港而言,「地方創生」所衍生的討論其實頗具啟發意義。早於2012年,香港學者呂大樂便已開始探討在後工業時代香港服務型經濟活動過度集中於少數核心地區﹑社會人口居住與工作中心點之間距離逐漸增加的問題。如何增加香港邊陲地區的就業機會﹑如何確保香港境內各區均衡發展,都是香港未來城市發展重要議題。
香港或者能從日本「地方創生」經驗學習。在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官民利用當地環境特點與資源,合力提高本土生活質素,希望藉此減少在地人口流失。富良野市的「地方創生」政策至少有二:第一,推廣在地農產品與飲食文化;第二,利用當地重農環境,試驗新的養老與醫療模式。香港不乏農地,全港各個區議會應當如何相互合作,如何維護本土農產﹑增加農產銷售甚至利用田野空間進行各種社會實驗,如何以自下而上方式解決香港各類社會問題,是值得深思﹑大有可為之事。若能成事,那麼,香港2019年區議會選舉便會更具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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