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汇流之地，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似乎已接近家传户晓。十七至十八世纪英法两国哲人Thomas Hobbes(1651)﹑John Locke(1689)﹑Jean-Jacques Rousseau(1762)均被视为开拓社会契约论的一代宗师，John Locke思想更成十八世纪美国独立宣言内容的中流砥柱。由美国哲人John Rawls所著的A Theory of Justice也是演译社会契约思想﹑常被议论之作。不过，笔者概论西方社会契约论发展极简史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令大家以新目光看待中国传统国学思想，例如《管子》开首〈牧民〉篇内容便已不无社会契约论色彩。
社会契约论基本上是围绕国家与社会关系乃至互动的哲思，探讨的主要是何谓人类社会理想政治秩序与权力关系的一类问题。从《管子》角度看，社会契约论始于四维，意思是说，官民如何互动﹑政权能否稳固之关键系于国之四维。 《管子》说，所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只要四维失守被破，管治乱状便会出现，当权者地位便会不稳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
大众一向认为中国旧学陈腐重威权反自由，但有别于这种刻板印象，《管子》并非不重民权，甚至倾向同意民众｢造反有理｣。 《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意指政令能否如常顺畅地被推行，关键在于当权者言行能否顺应民意。 《管子》接下一段更精彩：｢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这一段大意，是若然在位者能令民众生活安乐自在﹑富裕舒适，民众自会愿意与在位者同甘共苦﹑同舟共济，愿意为之挨穷挨苦，愿意在经济低潮时与之共同拼搏共同创造奇迹，否则，政权之严刑乃至杀戮都将无法阻止民众抗争﹑无法逆转｢上位危矣｣之命途发展。
以上《管子》短短一段内文，多少已为香港时局的源起与发展作了简单总结。
内容由读者吕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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