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為東西方文化匯流之地，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似乎已接近家傳戶曉。十七至十八世紀英法兩國哲人Thomas Hobbes(1651)﹑John Locke(1689)﹑Jean-Jacques Rousseau(1762)均被視為開拓社會契約論的一代宗師，John Locke思想更成十八世紀美國獨立宣言內容的中流砥柱。由美國哲人John Rawls 所著的A Theory of Justice也是演譯社會契約思想﹑常被議論之作。不過，筆者概論西方社會契約論發展極簡史的真正目的，其實是為令大家以新目光看待中國傳統國學思想，例如《管子》開首〈牧民〉篇內容便已不無社會契約論色彩。

 社會契約論基本上是圍繞國家與社會關係乃至互動的哲思，探討的主要是何謂人類社會理想政治秩序與權力關係的一類問題。從《管子》角度看，社會契約論始於四維，意思是說，官民如何互動﹑政權能否穩固之關鍵繫於國之四維。《管子》說，所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只要四維失守被破，管治亂狀便會出現，當權者地位便會不穩固—｢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

大眾一向認為中國舊學陳腐重威權反自由，但有別於這種刻板印象，《管子》並非不重民權，甚至傾向同意民眾｢造反有理｣。《管子》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意指政令能否如常順暢地被推行，關鍵在於當權者言行能否順應民意。《管子》接下一段更精彩：｢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眾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這一段大意，是若然在位者能令民眾生活安樂自在﹑富裕舒適，民眾自會願意與在位者同甘共苦﹑同舟共濟，願意為之捱窮捱苦，願意在經濟低潮時與之共同拼搏共同創造奇蹟，否則，政權之嚴刑乃至殺戮都將無法阻止民眾抗爭﹑無法逆轉｢上位危矣｣之命途發展。

以上《管子》短短一段內文，多少已為香港時局的源起與發展作了簡單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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