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數月，分析香港時局的評論近乎泛濫，筆者也曾湊熱鬧撰文談人權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但這些評論都以西方政經哲學觀點切入書寫，對經常號召大家｢警惕外國勢力｣的中國政府而言，這類觀點自然對構建｢和諧社會｣無益。故此筆者響應國家號召，在接連三篇文章之中會以中國國學博見分析香港管治問題。

此時此刻筆者所推介的國學經典當選《管子》。管子何許人也？他正是中國春秋時代名相管仲。管仲曾在戰國時代輔佐齊桓公﹑推行「尊王攘夷」改革﹑成就齊桓公霸業。後來無人不識的名師事諸葛亮在隆中隱居時曾自比管仲。《管子》基本上是管仲的管治哲學匯編，於此紛亂大時代，自然值得重溫。

不過，《管子》並非全然出自管仲手筆，更準確地說，此書乃為後世借用管仲思想與治績探討管治之術的集體創作，如台灣學者張鴻愷所指，大部份學者傾向認為，《管子》是稷下學宮時期之作。稷下學宮事實上是中國最早設立的國立高等學府，其源起可追及至齊桓公時代。稷下廣納百家之學，崇尚自由講學與著書論辯。

《管子》廣集百家思想，內容融匯道﹑儒﹑法﹑墨﹑名﹑兵﹑陰陽﹑理財﹑政治﹑農﹑醫家之言，是龐雜之書。我們將會見到，《管子》所呈現的是道德現實主義(moral realism)觀(另可參閱台灣學者論文〈道德現實主義初探〉)。人的本性如何固然可受爭論，但重點是，《管子》著重學以致用的實用主義精神，書內探討政治道德議題非為於象牙塔內享一時知性之樂，而是為求行之有效的治國良方。更有趣的是，《管子》所述與｢社會契約｣﹑｢共同體｣等西方思想概念不無相通處，筆者會在以下兩篇文章與大家分享更多。

延伸閱讀： 從中國國學思想看善治(二)：關於社會契約論

延伸閱讀：從中國國學思想看善治(三)：關於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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