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其重心皆離不開競逐資本，這是剛過世﹑提出｢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 的美國著名學者華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的基本觀點。這種觀點能解釋何以各國在現今知識經濟年代愈加重視國民的生產力與創意。生產力與創意能衍生國際品牌﹑創造巨大成本效益，進而能夠方便國家累積資本。早在1990年代，新加坡李光耀便已意識到，新加坡的生產力與創意不及香港﹑台灣與韓國，是國家發展的一大障礙。他曾說：「在較高層次上，我們落在韓國、台灣和香港後頭，她們正在發展國外的經濟實力，而新加坡則沒有這樣做…….我們應該生產一些產品，能像可口可樂汽水那樣為全世界的人所喜好。每當你喝可口可樂飲料，你就為美國經濟作出貢獻。」這是值得我們重溫的智慧。

自由作為生產力根源

從企業管理角度看，只要員工享有自由﹑其個人權利受保障，他們便會對企業心生歸屬感，辦事份外賣力，所創造的效益繼而更易超越企業向他們支付的工資，企業生產力最終得以被提高。放諸香港，我們同樣可見自由與生產力之間的正面關係。在過去數年，不斷視國家生產力不足為發展難題的新加坡政府乃至媒體其實曾考察香港不同行業之生產力較新加坡高的原因。

自由作為創意根源

喬布斯(Steve Jobs)領導之下的蘋果公司發展，一直被全球各界視為創新與創造巨大經濟效益的經典案例。特別值得我們重溫的是蘋果在1980年代發佈的Think Different 電視廣告。廣告的內容重點是，世界文明演進往往得力於與當世格格不入的人。自由能夠孕育創意，就是因為自由世界更能包容與當世格格不入的人，這些人因而得到生存空間繼而成為改變世界的人。今天中國縱然崛起，但蘋果產品依然被中國新富視為恩物，這多少反映了自由作為創意根源的莫大影響力。

自由作為社會穩定基礎 

一樣米養百樣人，這是老生常談。自由所以能促進社會穩定，是因為在自由之下，這種老生常談能得到重視﹑多元能被尊重﹑不同個體能得到空間各展所長，於是大家更專注於擴大協同效應(synergy effect) 而非矛盾。換句話說，自由能建構positive-sum game而非zero-sum甚或negative sum game，這種氛圍繼而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必需的社會穩定。          

很多人說勿忘初衷。這是對的。我們不要忘記自由與經濟成就兩者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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