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其重心皆离不开竞逐资本，这是刚过世﹑提出｢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 的美国著名学者华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的基本观点。这种观点能解释何以各国在现今知识经济年代愈加重视国民的生产力与创意。生产力与创意能衍生国际品牌﹑创造巨大成本效益，进而能够方便国家累积资本。早在1990年代，新加坡李光耀便已意识到，新加坡的生产力与创意不及香港﹑台湾与韩国，是国家发展的一大障碍。他曾说：「在较高层次上，我们落在韩国、台湾和香港后头，她们正在发展国外的经济实力，而新加坡则没有这样做…….我们应该生产一些产品，能像可口可乐汽水那样为全世界的人所喜好。每当你喝可口可乐饮料，你就为美国经济作出贡献。」这是值得我们重温的智慧。
 

自由作为生产力根源

从企业管理角度看，只要员工享有自由﹑其个人权利受保障，他们便会对企业心生归属感，办事份外卖力，所创造的效益继而更易超越企业向他们支付的工资，企业生产力最终得以被提高。放诸香港，我们同样可见自由与生产力之间的正面关系。在过去数年，不断视国家生产力不足为发展难题的新加坡政府乃至媒体其实曾考察香港不同行业之生产力较新加坡高的原因。
 

自由作为创意根源

乔布斯(Steve Jobs)领导之下的苹果公司发展，一直被全球各界视为创新与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经典案例。特别值得我们重温的是苹果在1980年代发布的Think Different 电视广告。广告的内容重点是，世界文明演进往往得力于与当世格格不入的人。自由能够孕育创意，就是因为自由世界更能包容与当世格格不入的人，这些人因而得到生存空间继而成为改变世界的人。今天中国纵然崛起，但苹果产品依然被中国新富视为恩物，这多少反映了自由作为创意根源的莫大影响力。
          

自由作为社会稳定基础

一样米养百样人，这是老生常谈。自由所以能促进社会稳定，是因为在自由之下，这种老生常谈能得到重视﹑多元能被尊重﹑不同个体能得到空间各展所长，于是大家更专注于扩大协同效应(synergy effect) 而非矛盾。换句话说，自由能建构positive-sum game而非zero-sum甚或negative sum game，这种氛围继而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必需的社会稳定。
 
很多人说勿忘初衷。这是对的。我们不要忘记自由与经济成就两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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