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与经济发展之关系(一):关于威权管治的迷思

过去数月,很多朋友都在关心香港局势,大家特别关心社会抗争是否已在危害香港经济。影响一地经济表现的因素很多,留意新加坡发展的朋友应也会知道,近期新加坡的经济表现其实同样不甚理想。就在七月中,英国《金融时报》便以Singapore’s economy experiences slowest growth in a decade为题,指新加坡经济增长受环球因素影响而疲软。至九月,路透社也报导指,经济分析员已因应中美贸易战﹑中国增长放缓等因素而明显调低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预测。

回看近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全球竞争力排名的话,我们会发现,社会自由对经济表现的负面影响其实相当不明显于2016  – 2018年间,香港的排名都高于新加坡到了2019年,香港排名与往年相同﹑同样位列全球第二,新加坡排名则较去年进步两年﹑跃升为全球第一。至此我们大概可总结一点:威权管治并非必然是经济发展致胜关键。

我们甚至可以说,若欠自由基石,亮丽经济增长便将无从谈起。这里所指的自由并不只限于经济交易自由,其定义亦同样包含政治自由。说到底,只要我们提到自由,便离不开人权议题。按联合国的国际公约理解,人权源于经济与政治自由,人皆应获得自由从而被赋予受教育权利﹑享有文化自由与科技进步成果的权利﹑自由结社的权利﹑受公平审讯与享有无罪假定待遇的权利﹑自由参与公共事务乃至选举的权利﹑不受任意拘捕与酷刑的权利等。

拥抱自由乃至人权理应被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理由有三:第一,社会自由能提高一地生产力;第二,社会自由能激发创意;第三,社会自由能促进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稳定。归根究底,按传统经济学理解,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离不开土地﹑资本﹑人力。香港地少从来不是秘密,与此同时,作为金融中心的香港向来不缺资本,这都意味,更能令香港经济发展傲然于世的关键便在其人力的生产力与创意,乃至系于民心的社会稳定。说到底,香港舆论一直都低估了自由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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