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數月，很多朋友都在關心香港局勢，大家特別關心社會抗爭是否已在危害香港經濟。影響一地經濟表現的因素很多，留意新加坡發展的朋友應也會知道，近期新加坡的經濟表現其實同樣不甚理想。就在七月中，英國《金融時報》便以Singapore’s economy experiences slowest growth in a decade為題，指新加坡經濟增長受環球因素影響而疲軟。至九月，路透社也報導指，經濟分析員已因應中美貿易戰﹑中國增長放緩等因素而明顯調低對新加坡經濟增長的預測。

回看近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全球競爭力排名的話，我們會發現，社會自由對經濟表現的負面影響其實相當不明顯。於2016-2018年間，香港的排名都高於新加坡。到了2019年，香港排名與往年相同 ﹑同樣位列全球第二，新加坡排名則較去年進步兩年﹑躍升為全球第一。至此我們大概可總結一點：威權管治並非必然是經濟發展致勝關鍵。

我們甚至可以說，若欠自由基石，亮麗經濟增長便將無從談起。這裡所指的自由並不只限於經濟交易自由，其定義亦同樣包含政治自由。說到底，只要我們提到自由，便離不開人權議題。按聯合國的國際公約理解，人權源於經濟與政治自由，人皆應獲得自由從而被賦予受教育權利﹑享有文化自由與科技進步成果的權利﹑自由結社的權利﹑受公平審訊與享有無罪假定待遇的權利﹑自由參與公共事務乃至選舉的權利﹑不受任意拘捕與酷刑的權利等。

擁抱自由乃至人權理應被視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理由有三：第一，社會自由能提高一地生產力；第二，社會自由能激發創意；第三，社會自由能促進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社會穩定。歸根究底，按傳統經濟學理解，經濟發展的三大要素離不開土地﹑資本﹑人力。香港地少從來不是秘密，與此同時，作為金融中心的香港向來不缺資本，這都意味，更能令香港經濟發展傲然於世的關鍵便在其人力的生產力與創意，乃至繫於民心的社會穩定。說到底，香港輿論一直都低估了自由的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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